東晉王羲之（303-361）《蘭亭序》，堪稱國之珍寶。不僅國人喜歡和崇敬，日本人的喜愛不亞于中國人。2023年春天，日本在東京專門舉辦了《王羲之與蘭亭序》的大展。所展包括東京博物館所藏許彥先本《定武蘭亭序》、王曉本《定武蘭亭序》，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藏韓珠傳本《定武蘭亭序》；東京博物館所藏傳褚遂良所摹的《蘭亭序》、王鐸臨《蘭亭序》等。這些都是后世珍貴復本。其中有日本僅藏、海峽兩岸沒有的孤本《定武蘭亭敘》吳炳本（現藏東京博物館）等。這一大展，顯現從唐摹到宋拓，《蘭亭序》的多種流傳譜系在日本都有保存和呈現。從這一角度看，日本收藏的《蘭亭序》譜系或許比海峽兩岸的還要豐富。

在今天的中國乃至日本文化圈的公共認知中，《蘭亭序》為王羲所作，卻從不曾想過，倒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，《蘭亭序》也曾有過“真偽”驚世駭俗的爭論。

這便是《蘭亭論辨》。

蘭亭論辨，質疑與辨駁

“蘭亭論辨”由著名甲骨文學者、史家郭沫若（1892-1978）于1965年挑起。

《文物》雜志1965年第六期發表了郭沫若的《從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》，這篇文章同時也在1965.6-6.12日的《光明日報》連載（以下簡稱“真偽”）。“真偽”從1965年年初在南京新出土的東晉王謝家族墓志的內容和墓志的字體入手，提出：一、永和九年，王羲之不可能寫出《蘭亭序》；二、因墓志出土的字形是隸體，“真偽”考定當時隸體是書寫的主體和主脈，完全脫離了隸體的行書體《蘭亭序》，不可能是王羲之所書；三、以《文選》不錄《蘭亭序》為由，指責《蘭亭序》的用辭不當和悲觀情緒；四、依據清人李文田的推測和同代人康生提出的疑義等，斷言《蘭亭序》是王氏后人智永和尚偽托。“真偽”一文，洋洋灑灑近兩萬字，一言以蔽之：《蘭亭序》非王羲之所撰書也非王羲之時代所有。

以郭沫若當時的學術地位，郭對《蘭亭序》質疑和斷言，幾乎可以說得上是“蓋棺定論”。幸好，當時（1965年）寬松的學術氛圍，使得那些完全不同于郭沫若的文章也得以發表。這便是著名書法家、學者高二適（1903-1977）的《〈蘭亭序〉的真偽駁議》（下簡稱“駁議”）的刊行（《光明日報》1965年7月23日）。“駁議”首先從清人李文田對《蘭亭序》質疑入手辨駁：一、李文無確證；二、李文認為《蘭亭序》梁之前唐之后有“兩個蘭亭”便是大誤；三、李文認為王羲之須用《爨寶子》即隸體寫才合理的論調實屬膠住鼓瑟。以此為基點，“駁議”討論了隸、草、行三體共治于晉的中國書法史和漢字書寫史于晉的大變化。依“駁議”說，用隸體（書）否定行體（書）《蘭亭序》，其實是清人“服膺北碑”和“于帖學偏見”。此種行為，“駁議”指出，這是“文人見異思遷”的“是非無準”。

由郭沫若文引發的這場關于《蘭亭序》真偽的論辨，有些像今天“大學生辨論會”一樣，分成兩方。當然，站在郭文一方的多得多，有美術家宗白華、有文史家書法家啟功、有文獻版本學家趙萬里、有文物學者李長路、有文物鑒賞家史樹清等。站在高文后的僅有文史大家章士釗和文字學者商承祚兩位。圍繞著《蘭亭序》晉唐背景、作者的創作背景、《蘭亭序》的書法背景、《蘭亭序》的文蘊等展開論辨，今天看起來，煞時好看。郭文在質疑《蘭亭序》的書寫時代、書寫背景、書寫者的同時，還因《蘭亭序》被唐太宗等多位帝王喜歡，給其無端地附加一條“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”。

以上諸種，1973年文物出版社以《蘭亭論辨》結集出版。書，集有站在郭文一方的共十一人十五篇文、站在高文一邊的共三人三篇，并附錄了與此話題相關的包括碑、帖在內的晉代書法圖版數十件，此圖版今天看起來，極具書法史意義。

論辨之后，啟功反省與錢鐘書的認知

1965年至2025年，倏忽就是一甲子。論辨一事，早就灰飛煙滅，不再為世人提起。關于《蘭亭序》的真偽，早也給質疑一方判了“死刑”。啟功先生晚年在《口述自傳》里就講：“現在想起來我當時也夠胡說八道的了”。啟功當時文章的題目叫《〈蘭亭〉的迷信應該破除》。什么迷信呢？啟功當時說：“自唐代何延之以一千多年間，許多文人和書家把它說的越來越神秘，使人感覺非常可厭。”這話，從大處講本沒有錯，錯在啟功所舉的例，比如啟功指責“永字八法”，認為“永”字“成了神像的帽子”，接著又嘲笑說“假如《蘭亭》原文當日以‘癸丑年’起句，那么必然要說‘癸字九法’了。”幸好，具有大智慧大學問的啟功先生，不但糾正了過去的這些說法，而且做了一系列關于《蘭亭序》的考辨，其中《〈蘭亭帖〉考》最為扎實和重要。

針對1965年“真偽”一文中關于隸、行不同時期而判《蘭亭序》為偽一說，啟功寫道：“至于書法，簡札和碑版，各有其體。……今西陲陸續發現漢晉簡牘墨跡，其中晉人簡牘，行草為多，就是真書，也與碑版異勢，并且也不作《二爨》之體，越發可以證明，其用不同，體即有別。且出土簡牘中，行書體格，與《蘭亭》一路有極相近的，而筆法結字的美觀，卻多不如《蘭亭》，才知道王羲之所以獨出作祖的緣故，正是因為他的真、行、草書，變化多方，或剛或柔，各適其宜。簡單地說，即是在當時書法中，革新美化，有開創之功而已。”與啟功此文撰寫的大致時期，2002年《文物》出版社出版的《第五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啟功此文以頭條收錄其中。

“蘭亭論辨”的局外人錢鐘書，在《管錐編》第三冊“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”之一〇五“全晉文卷二二”、一〇六“全晉專論王羲之。其中一〇六“全晉文卷二六”專論《蘭亭序》。針對1965年的那場論辨，錢以自己的博識，一一辨誣。郭氏“真偽”認為《蘭亭序》的行書有違當時時尚，錢引《廣川書跋》卷八“世稱王逸少為書祖，觀其遣文……字有同處，創為別體”。“真偽”派認為《蘭亭序》“天朗氣清”、“絲竹管弦”用得不對，又說《文選》不錄《蘭亭序》表明《蘭亭序》為后人所托，錢引王阮《義豐錄·蘭亭》七律《序》云：“時晉中市政不綱，春行秋令，故書曰‘天朗氣清’，得《春秋》之旨，蕭統不悟，不以入《選》”。錢說，“真偽”一派的這種狀況“以無稽之談，定無稽之罪”。錢批評道：此就是“大似疑心生鬼自畫符”。“真偽”說《蘭亭序》文意太悲觀，錢引陸友《硯北雜志》卷上“王右軍清真為江左第一，……然其作《蘭亭序》，感事興懷，有足悲者，蕭統不取，有以也”。錢又引魏晉諸家詩文，理直氣壯地說，“幽”與“悲”，于《蘭亭序》意蘊“修辭點鐵、脫胎之法”，“幾成題中應有之義”。錢又說：“此《序》低徊慨嘆，情緒于辭，殊有悱惻纏綿之致”，那些用“義”來要求《蘭亭序》的人“究其心蘊，析以義理，反殺風景”。

錢鐘書《管錐編》寫畢于1972年（見《管錐編》第一冊“自序”）。1965年的那場“蘭亭論辨”，錢鐘書當時沒有發聲，也可能不屑一論，但把自己對《蘭亭序》的認知和對“真偽”派的批評，默默地寫進了罕見的中國現代學術巨著《管錐編》里，以正視聽。

經典永流傳

從漢末三國到魏晉，即公元三世紀到五世紀，是漢字書寫和書法激烈變化的時期，前有鐘繇（151-230）后有王羲之。特別是王羲之的《蘭亭序》，展現了中國獨一無二書寫工具毛筆、中國首創的紙、墨和水的完美結合。在《蘭亭序》里，我們看到的是率性與掌控、自由與約束、天才與刻意的水乳交融。《蘭亭序》掙脫和打破了金石的凝重與刻板，讓書法成為一門藝術，且一開始就是巔峰。難怪，《世說新語·容止》對王羲之由衷贊美：“飄如游云”，且“嬌若驚龍”！

距“蘭亭論辨”過去已六十年，當年舊事已成風煙，《蘭亭序》卻時說時新。那么自晉唐之后，《蘭亭序》的帖、碑、拓有多少呢？

中古晉唐書法向近古宋元書法過渡和轉變時，有一個人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，這人就是元代的趙孟頫（1254-1322）。趙與《蘭亭序》的“鐵關系”，得益于與《定武蘭亭敘》王曉本的因緣。元至大三年（1310年），趙孟頫奉詔從吳興（今浙江湖州市），經大運河（今大運河的基本格局即元代所鑿）乘舟北上大都（今北京）。途中偶得宋拓《定武蘭亭敘》。船行三十二天，趙一門心思欣賞手中宋拓《定武蘭亭敘》，并在此本上留下了十幾通跋。一通說“宋末南渡時，士大夫人人有之”。另一通說“吾觀稧貼多矣，未有此卷之妙者”。《宣和內府蘭亭敘八闊九修本》有日本人長尾甲（1864-1942）跋，跋中寫道“予與定武諸本對校”（見《蘭亭異集》，東京玄美社，1990）。以此三語，可見在南宋時《蘭亭序》的帖與拓不在少數。《宣和內府蘭亭敘八闊九修本》有宋趙家天子后裔趙子菘（？—1132）一跋，跋中講道：“宋徽宗內府之物，……。理宗賜，賈平章稧帖一百十七種其一也”。賈平章即南宋后期權相賈似道（1213-1275）。在十三世紀中后期，賈平章居然有《蘭亭序》稧帖一百十七種，可見《蘭亭序》的帖、拓在兩宋何其豐富。查《宋史·賈似道傳》，稱賈“酷嗜寶玩，建多寶閣”。只是我們今天無從得知，賈被殺后，那些稧帖，不知流落到了何方？

歷史多吊詭，《蘭亭序》也多災多難。幸好，幸好，中日兩國都喜歡崇敬《蘭亭序》。自唐尤其是宋之后，留存于世的宋元尺牘,哪一家沒有《蘭亭序》的血脈？今人將“神龍本”（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）奉為《蘭亭序》帖之圭臬，但其他諸本一樣重要。譬如本文一再提到的石拓《定武蘭亭敘》（據稱為歐陽詢臨，唐人初刻）就非常珍貴。此本珍貴還在于留有趙孟頫的十三通跋。趙的十三通跋，通通精妙。于一個書法門外人來講，我在閱讀和欣賞《蘭亭序》的同時，讀趙跋，同樣是一種樂趣和歡喜。因為，它是晉帖《蘭亭序》惠澤澆灌出來的花朵。